近日,“君子知道”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特邀人文财经观察家、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,详解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历程,以及如何用对的方法、做对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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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文明一定要以人为本、价值创新
我从调研中看到很多有新思考逻辑的创业者,无论是科创、消费、创新药、专精特新,这些新生代创业者思考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。他们会觉得前一代哪怕很有名的企业家,很多是有“原罪”的,不是指他们的品行,而是说他们为什么把中国的品牌做得那么low。
对于已经走在商业文明正道的企业家来说,不会有这样的困扰,他们可以继续大步往前走,看起来路很窄,但是可以走得很长。有的企业家会抱怨今天的商业环境没有以前好,我问他们,你觉得以前百无禁忌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,是不是正常的商业环境?而现在很多东西不能做,是不是更加正常的环境?我们要经常调整自己的态度和思考。
很多人问我,你很早接触商业社会,接触了那么多企业家,是不是企业家利益的代言人?我说不是,我是企业家精神的代言人。我在创办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时的发刊词中就提出,商业是一种责任,商业是一种文明。后来又提出,要更多地从增长驱动到发展驱动,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概念;从单纯财富驱动转向责任热爱的驱动。
什么是商业文明?商业文明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创新,其实是对商业蒙昧、野蛮的一种抑制。恩格斯说“使社会每个成员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全部才能和力量”,熊彼特说“所谓经济发展就是女王所穿的丝袜,普通工厂女工也可购得。”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,就是供给方的市场主体有更多的创造力,而人们向往更好的生活,所以有更多的需求,活出个性,享受生活,需求才能放大。有需求才能激发供给,有好的供给又可以激发潜在的需求。为什么我觉得信息、观念、思想的交流、开放多元的思想市场特别重要,因为如果所有人都活成一个模子,没有必要搞个性化、多元化、定制化,这个社会还有驱动力往上发展吗?商业文明一定要以人为本、价值创新,回到这一点上才行。
商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
商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,纽约大学教授鲍莫尔写过一本著作《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》,构建了几个形态:企业家型、大企业型、国家导向型、寡头型,按照资本由谁来掌握的角度来区分,大致就是这四种类型。他认为好的资本主义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企业的混合体。大企业有能力对于长期进行投资,比如说IBM实验室,贡献了若干个诺奖得主、图灵奖得主,可以对研发长期进行投资,但是只有大企业型,他们形成了一定行业地位之后会有大企业病,不那么创新了,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创新、创业者去冲击,这就是企业家型。两种类型结合在一起是比较好的形式。
我的观察,中国可能是三种资本的汇合,我们可能是国家导向型,加上创业者型(偏民企),以及大企业型(包括一些外资的大公司,以及发展到相当规模的上市公司)。国家导向越来越强,在更多行业里面的控制性不断增强。
我还提出来了一个基本框架,企业家在不断演化过程当中的进阶和超越,我认为是四个阶段:
1、用正当的方式获利。
2、以创新的方式提供消费者剩余,激发新的生产力。
3、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产生正外部性。
4、成为社会进步的阶梯,回馈社会。
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靠12代企业家写就的。最初周叔弢在天津办咨询服务工作,胡厥文在北京办工商信托公司,他们出生于1890年代,改革开放时都八九十岁了。1910后的袁庚创办了蛇口工业园,其中走出了多家世界级企业;20后企业家有褚时健。在四十年的时间里,12代企业家在同一个舞台上接续创造价值,这就是中国增长奇迹的来源。
强调高质量发展,就会有很多限定性要求
从大局来看,现在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。眼前压力感前所未有,韧性也存在。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量还在,但增速从2011年开始一直在下降,同时就业压力增大,人口红利消散也很明确。
韧性主要表现为,我们有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之一,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优势。当前的变化,如地产去金融化、医疗去市场化、教育去资本化、媒体去非公化、互联网平台去垄断化,以及国家安全意识空前提升,涉及到方方面面,这也是由国际大背景决定的。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有几重赤字,治理赤字、和平赤字、发展赤字、信任赤字,所以说中国现在很多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系,贸易战的问题,疫情的问题,全球化受到挫折的问题,这些问题加剧了我们的危机感,也加剧了对内部经济的管控性。
这些变化,这些变局和过去习惯的大的方向有什么关系?我认为大方向没有变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中国梦以及基本实现现代化、全面实现现代化,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奋斗目标没有改变,但是有些内涵发生改变了,比如说原来是中央向地方放权,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放权,国有向民营放权,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只有49万个市场主体,现在民企就有1.52万亿;过去强调释放积极性,现在更加强调可控;过去讲开放,强调和国际接轨,现在是自主性更强。过去式以GDP论英雄,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。我认为新发展就是有很多限定性要求的发展,环保应该什么样,资本市场要怎样信息披露,发展导向对利益相关者友好不友好,符合不符合实体经济为重的要求,其实有了更多的限定性要求。
任何行业,企业管理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
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行业角度。研究过去十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以及行业分布,我们会发现金融和房地产的利润占比是向下的。什么在上行?材料、信息技术、医疗保健,这些都是在上升的。消费比较平,这两年因为疫情影响,新消费特别惨,去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市场对其的估值一蹶不振,反而消费里面的龙头还不错。
中国很多新龙头,新锐公司都创立于过去十年左右,说明机会一直有,如2010年创立的小米、美团、宁德时代(300750)、百济神州等。当下做上游、做材料的日子比较好,而大量行业陷入存量化的内卷,比如说葡萄酒。最近和白酒企业负责人交流,中国所有的酒一年市场规模是9000亿,白酒是6000亿,很多人做白酒,但大概只有十几二十家企业是好做的,再往下就很难,所以很多行业存量化的内卷非常严重。
接下来讲几个大的变化:
1、从代工+地产+基建+间接融资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逻辑转向科创+内需+直接融资的生产性价值创新逻辑。
2、增量逻辑变成存量逻辑。总的产量是不增长的,销量是不增长的,怎么存活?想办法通过创新,能不能在销量总量整个行业不增长的时候,能够把价值做出来。
3、从过去更多强调市场,现在更多强调政府的战略引导。
这些逻辑所带动的企业大方向,确确实实要多搞技术创新、管理、ESG、全球化、数智化、管理与文化。所以我发自内心的认为,今天要呼唤管理,过去很多行业都是资本烧钱的模式,所谓“高维打低维”的模式,似乎管理体系都是不需要的。我们现在认为要开始谈管理了。那些现在发展得很好的企业,都可以在管理上找到原因。这些老板没有整天去夸大其词,都在专心抠管理,把创新做起来。做强供应链,把工厂搞好,把体系建好。在整个管理过程当中,怎么通过绿色化、数智化、智能化,提高你的效益,提高你的精准、精益能力,空间非常大。我在芜湖看了美的的一个厂,数智化程度非常高,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张订单现在在哪个生产或物流环节上。今天的管理是精益管理加上数智管理的结合体。
过去中国制造创造了辉煌成就,靠的是极致成本效率、多元灵活机变、无限贴近客户、残酷竞争求胜、民族文化支持、产业集群效应、强烈追赶动能等等,他们这样的熔炉里面练了几十年,练出来了一批世界级企业。
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,极致成本效率往往让我们只想省,而不是创造高价值;多元灵活机变,往往让我们陷入机会主义,缺乏长期主义;无限贴近用户,往往让我们陷入卖点化、流量化;残酷竞争求生,往往让我们陷入价格战和对合作者的过分压榨,一个企业找供应商,首先想到把你的利润压榨到极致;民族文化支持,好处是团结听指挥,弊端是缺乏分布式和个性化创新;产业集群很厉害,但往往重复建设,现在去各地调查,做的主导产业都差不多。所以如何激发好奇心、创造性、批判性思考,搞工匠精神、搞复杂性创新,这些都很重要,当然这是分步走的,要慢慢往这个方向努力,这样的话商业才不会那么残酷,商业里面才会有更多的美感和自由想象力。
如果不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负,就会死于荒野
开辟新局,方向在哪?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,要加强合规性。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合规是很大的挑战,还想按照当年的打法根本不行,现在国外引进中国企业,往往要看你生产线是不是最新的、符合不符合环保、对员工好不好、搞不搞偷漏税等等。
讲了难局,也讲了大局的方向,也讲了很多变局、分化,以及变化的逻辑,从资产负债表扩张逻辑到创新逻辑,从增量逻辑到存量逻辑,从6789逻辑到国资国企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逻辑。这个逻辑下我最近和很多企业交流的时候想,大家经常说的就是机会少,限制多。我们一定要转念,“如不转念,谁为你救苦救难。倘能回头,何需我大慈大悲。”
地方太卷,限制太多,这个不能做、那个不能做,可是你要想,人生就那么几十年,你能够把一件事情或者几件事情做好做精做到极致,符合你的兴趣和热爱,而且对周围的人对利益相关方对客户有正向作用,我觉得已经够你做了。过去很多年增量空间蓬勃,市场化、工业化、城镇化如火如荼,而现在没有那么多容易的机会了,而且这个时代也不再提供那么多金融工具的套利了。不如转过头想想,到复旦EMBA好好读书,教学相长,互相学习,这样把自己的事情做的更好,坚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,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?到了几年后是不是也会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?这可能是有一点阿Q精神,但我确实发自内心这么认为。如果不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负,就会死于荒野。这是在复旦读书时看的一本书《伊甸园》扉页的一句话,把这句话送给大家,作为分享的结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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